執行長紀惠容： 我們就像噩夢管理員

出處: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9/post/201803070031/

紀惠容很會說話、很愛說話，也必須說話。 她是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為女權、性侵受害者奮鬥了大半輩子， 她清楚，有些生命是沉默的，必須有人為他們發聲。

她們在「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新店的總會裡擺了兩座等身大小的人形，一尊白色、一尊紫色。白的倚在通往地下室的樓梯扶手旁，作盛裝打扮，身上套了件由紙條黏成的婚紗，裙襬長長地墜在地板上；紫的則從樓梯正上方的天花板吊懸下來，全身裹著同色繃帶，垂拖在半空中。她或許原先並不是紫色的，但因為繃帶是，所以看起來就是這樣的顏色了。

她們都沒有面目，只是沉默地被擱在那兒。房裡的照明很節制，櫃枱小姐專心做著事，人台不語，室內當然是靜靜幽幽的。

不過當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從樓梯走了上來以後，氣氛一下子就變了。她眼睛笑瞇瞇地，身形豐腴，說起話來又均勻輕快，一點兒也不像六十多歲的人。她說她忘了今天有這個訪問約會，覺得自己穿得有些隨便，但藏青色衣服外頭掛的金屬項鍊卻還是閃閃發光，就像她的眼神一樣，品味良好，整個人看上去幹練俐落。

攝影：蕭芃凱

用藝術無聲指控

婚紗上貼保護令、驗傷單  控訴家庭暴力

為什麼我們用「她」而不是用「他」或「它」來稱呼人台？這多少是有點道理的。紀惠容像替那一聲不響的人形發言似地解釋了身世，「這是一個馬來西亞年輕的藝術家送我們的！」她說，「她小時候常常見到父親打她媽媽。」紫絲帶除了裹著人形之外，還包垂著一些椅子、罐子、菜刀什麼的，「那些都是她爸爸拿來打人的東西。」藝術家叫風鈴，紀惠容繼續導覽，「她想用紫色的絲帶把這些打人的、被打的都綁起來……，撫平那些傷口。」

至於披著婚紗的那尊白色人形，則是「勵馨志工張燕如做的。」婚紗上一張張的紙條，密密麻麻印著諸如「暴力行為」、「被打」、「警告、嘲弄或辱罵」之類的印刷字體，「她蒐集了許多個案的保護令、驗傷單，做出了這套婚紗。」人台固然沒有五官口舌，但她身上的保護令和驗傷單，卻安靜又很有力量地控訴著性別剝削、家庭暴力、性侵害，那些私密卻深刻的傷痛。

「有些女孩的夢想是披上白紗，但不是人人都有個美好的婚姻。」紀惠容收斂了笑容邊說，替沉默的受害者爭取權益及發聲，正是勵馨基金會和紀惠容一直在做的事。從一九八八年創立至今，勵馨今年也即將成立三十周年了，「我們不斷發言，希望改變。」坐上椅子，紀惠容讓身體安定下來說話，畢竟漫漫長路，離終點還遠著呢，話得好好說，得講得明白。

一九九二年，她加入勵馨編號是十五號，紀惠容就這麼看著這個社福機構從中途之家、反雛妓運動、促使《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立法通過，到諮商治療、推廣宣傳，變成五百三十人這樣的規模，成為台灣最大的社福機構之一。

二○○五年，紀惠容獲得世界兒童獎章「凱洛格兒童發展獎」首獎，是台灣榮獲國際NGO個人獎的第一人；一五年，勵馨獲瑞士非營利組織日內瓦國際（Global Geneva）評選為全球五百大非政府組織第十六名，是唯一晉身百大的台灣NGO。一路走來，紀惠容心裡多少是有些驕傲和使命感的。

不過性侵、家庭暴力、性別剝削這些問題顯然還是存在著，紀惠容很清楚，在權力不對等的社會結構，以及模糊的情慾界線之下，外在條件、性別意識等壓力都還像是不穩定的結構板塊，隨時能擠壓出更多受害者。據衛生福利部統計，一二年至一七年，每年平均性侵通報案量約一萬四千多件，也就是說，每三十七分鐘就有一件，勵馨認為，無法求救以及未通報的犯罪黑數恐達上萬人。

「我們有件個案，她是個到處流浪的女孩。」紀惠容嘆口氣，談起一個案例。女孩曾被父親性侵，念大學時又被爸爸抓回家強暴。即使她後來把書讀得不錯，畢業後找到工作，也搬出去租了房子，父親竟然又查到她的地址，再度闖入宿舍性侵她。

「之後她就再也不租房子了，因為她現在看到床，就會再次想到被性侵的陰影。」女孩現在像貓一樣，到處找公園躲著休息，接案工作雖然做得順利，也把自己打理得很得體，但被侵犯的噩夢還纏在心底。勵馨和紀惠容一起陪著女孩，女孩正在流浪，但陪伴和關心不能停下來。

勵馨第十六號成員是現在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祕書長葉大華，她形容紀惠容是個「樂觀主義者」。但當紀惠容說出「我們就像噩夢保管員，替她們保管那些」時，眉頭還是忍不住皺了起來。紀惠容一直覺得自己有辦法翻轉政府、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但人畢竟不年輕了，「我覺得我在跟時間賽跑。」

信仰助脫離舒適圈

雖罹癌多年  但仍決定keep the life

談到這，紀惠容終於講回了自己身上。「我七年前就罹患了很嚴重的癌症。」她直視我的眼睛，從前為了穩住勵馨，她不曾公開提及此事。

「是腸癌第四期，當時已經轉移到肝了。」七年前，基金會裡的人事糾紛鬧得她心神不寧，勵馨規模越來越大，要做的事務也越來越繁瑣，她忙得焦頭爛額，身體也出了狀況，於是難得地做了次檢查，結果竟然就是這麼個大病。

她總共接受八次化療，「我體質好像不錯，前三次都沒什麼感覺。」但第四次化療後卻狂吐不止，末梢神經全沒了感覺，手的顏色轉為瘀黑，指紋也全都不見了。

圖片：勵馨基金會提供

「我問醫生，我還能活多久？醫生倒是指著外頭跟我說，他們也還都活得好好的啊！」紀惠容咬牙做完化療，最後乾脆把這癌拋諸腦後，「醫生也告訴我，要keep your life！我覺得很有道理。」紀惠容決定繼續再做些事，一幹就幹到了現在。

「信仰對我來說可能是最重要的事，只要回到那裡，我就會知道，上帝一直在保守著我。我們可能都會想選擇舒適圈，但是上帝要我去，我就必須憑著信心去！」紀惠容的祖父是長老教會牧師，信仰從小對她來說就很重要，比起那些擁有悲傷身世的個案，她父親帶給女兒的觀念是「妳可以當最好的，不用退縮！」在健全的原生家庭長大，「我對人、對人性，充滿信心。」

紀惠容原先念的是音樂，畢業後還當了幾年國小教師，「但後來我覺得，七個班要講七遍同樣的課，好無聊！」她到台北師範大學念了社教系新聞組，之後進入中時報系當記者。

媒體是個「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行業，「人能直接衝到第一現場，其實是很迷人的。」當年《中時晚報》有一整版「社運版」，紀惠容跟著工人一起抗議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汙染案關廠背後的黑水黑煙，絕食抗議、到內政部埋鍋造飯。她現在講話文雅得很，當年可也老是把「三字經」掛嘴邊，「去他的還是最文雅的！」「最後我們寫工會寫到自己報社的鉛板工人，余紀忠老闆一氣之下，就收掉了社運版。」紀惠容也提出辭呈，結束了這段媒體記者的生涯，到美國又念了兩年音樂。

上圖：勵馨基金會提供/ 下圖：中央社提供

欲從源頭解決問題

轉戰NGO  被恐嚇、被抨擊也不放棄

然而媒體的訓練，一方面燃起她的社會意識，另一方面，也銜接起她下半生的機緣，「當記者時，我跟著婦女救援基金會到處採訪，看過很多十二、三歲的小雛妓，她們打扮非常清涼，身體都還沒成熟，有些卻因為打了針，胸部很大！」這些畫面，當時就刻印在紀惠容的腦袋裡。

從美國返台之後，勵馨當年的執行長梁望慧邀請紀惠容加入，希望她一起推動「反雛妓行動專案」。「梁望慧當時告訴我，有一條河，上游有人把孩子推入河中、在製造問題，勵馨在下游，撿一個孩子算一個，但還有很多孩子流過去了。我們現在決定要到上游去看看，到底誰在製造這些雛妓問題。」這句話打動了她。媒體能發現問題，NGO卻能「建設」一些事。

「當時勵馨團隊只有七人，辦公室在許昌街，小小的……。」紀惠容透過良好的媒體關係，串聯拜會了7-ELEVEn等企業，在華西街舉行慢跑，意外造成轟動。

不過「人在水邊走，哪有不溼鞋」，雛妓是禁忌的黑行業，恐嚇電話當然少不了；支持性解放的學者以自由選擇派立場，站在勵馨的反面；被取締的性工作者，更認為他們是衛道人士，剝奪了性工作者的工作權利。

有時候，你的天堂，就是我的地獄。立場不同，真理也沒個準。即使紀惠容大步跨著、走得起勁，即使她能頂得住外部爭議，但台灣社福機構因為不健康的環境，與結構所衍生的內部問題，最終還是讓她感到心力交瘁。

攝影：蕭芃凱

尋找傳承人選

已無私奉獻1/4世紀  然尚有問題待解決 

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畢竟是人世，人世總是這樣眾聲喧譁的。政府不合理的委辦費用及偏低的社福資源，讓社福機構發展受限；第一線工作者更長期面臨薪資過少、無升遷加薪管道、不符合《勞基法》的工作時數等嚴重困境。去年，這把火燒到了勵馨。

基層工作者反撲勞資問題，認為社福機構壓迫最精銳的年輕社工。紀惠容站出來說幾句話，卻成為眾矢之的。到目前為止，機構、社工都還各執己見，溝通基本上是斷裂的。

紀惠容嘆口氣，「我有時候也很生氣！也希望透過管道溝通，但這些隔閡怎麼撫平？」她有滿腹的話想說，從去年開始，勵馨已經著手改造薪資結構，將新人薪資提升到三萬零六百元，她以前跑的可是社運，「我怎麼可能想要苛刻勞工。」但問題依舊，這句話聽來無奈也無力。

即使事情一樣繁瑣，紀惠容終究還是全力以赴地做著。然而癌細胞還躲在身子裡，她在勵馨也已經做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不能不再考慮退休這件事了。棒子終究得交出去，現在她已經在慢慢培養、傳承接班人選，也該是時候想想自己個人的生命了。

我們話鋒一轉，聊起「婚姻」私生活的閒話，平時談笑風生的她，臉上終於微微一紅。接著她又輕快地笑了起來，「我也交過男友啊，但沒有走入婚姻，他跟我求婚，但他的條件是一定要跟他媽媽住，我說我不可能搬去！」後來，「有一次到日本開會，日本華僑想撮合我跟一位很有名的人，但我就是不想，只問他一個問題『我來日本要幹什麼？』不是結婚啊！」日子一晃，老爸當年說，做媒體這行會嫁不出去，還真的一語成讖。

她又笑了會兒，盯著白色的、紫色的兩座人形，眼神凝住，像是還捨不得什麼，「上帝要你去，你是不是願意接受？要憑著信心去接受。」她突然又說了不久前才講過的這句話。